孟子思想博大精深，孟子继承、光大孔子学说，二人的思想毫无疑问是一体的。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将孟子与孔子“合观”十分重要，现在有必要警惕将孔孟分离的倾向。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需要我们整体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样，我们就必须知道从孔子到孟子的思想理路及其具体演进，如此才能正确把握中国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今天我们强调大力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了解孔孟之道是对上古数千年文化的继承，对后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度重视孔孟思想的内在链接。 一、孟子、孔子最关心的社会问题 我们长期学习孔子、孟子，孟子与孔子的关系，司马迁“述仲尼之意”的说法，其实讲明了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扬光大。如果说孔子思想博大精深，那么博大精深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哪里？这就是孟子今天的意义。因此，我们了解学习孟子，了解孟子和孔子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必要。 孔孟一体的意义上，我们就能看到《孟子》开篇的“千古一问”，也就是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孔子思想有他的精髓，有它的根本和关键。那么孔子思想的核心在哪里？无非就是人心和道心。天理与人欲、人情和人义，也就是义和利的关系。《孟子》孟子开篇记载梁惠王对“不远千里而来”的孟子说：“何以利吾国？”他关心的是一个“利”。孟子则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也”，他认为：“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 孟子最尊敬的就是孔子，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又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如果踏进孔子故里的孔庙，里面重要的匾额牌坊很多出于《孟子》，都与孟子相关，包括“大成殿”的名字、大成殿里面的楹联、“圣时”“生民未有”等匾额、“金声玉振”等牌坊，都显示了孟子对孔子的敬重。如果追问历史上有人最了解孔子，而且宣扬孔子学说最为得力，那无疑就是孟子。 孟子抓住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因此可以理解孔孟思想的“一体”。东汉学者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本身即与孔子相同。孟子及其作《孟子》七篇，实际上就是效法《论语》。孔孟之间的这种关联，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思考孔子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孟子“拟圣而作”，效法孔子。我们要在这样的前提下，去理解孟子思想的要义，把握孔孟思想精义。用儒学精神整合人心，以孔孟之道教化社会，使人们都能立足于财富之上思考财富之道，才能收拢放失的本心，才不至于人人“交征利”，不至于“皆为利往”。 二、孟子思想中“王道基因”的传承 从尧舜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先王”就开始思考人心与道心的问题，形成了中国人“允执厥中”的“大中至正”思维。早期儒家以孔子为中心，继续探究天道和人道、天理与人心的关系。从《尚书·尧典》开始，就提出“协和万邦”的概念。“协和万邦”“平章百姓”“敦睦九族”“克明峻德”，“大学之道”“修齐治平”等思想与之一脉相承。可以说孔孟思想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并在漫长的发展中，沉淀凝结而形成了中国人的王道理想。我们要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孟子的王道理想、孟子的“民为贵”的民本思想。 孟子的王道理想当然是孟子思想的荦荦大端。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庄子分天下学术为“道术”与“方术”，孟子从“道术”意义上思考国家治理问题。中国人思考的第一层为什么是天和天下？三代时期的王是天子，代表上天的意志，效法天道、遵循天理。中国人提出自己的王道理想和天道，实际上就保证了中国人从道术意义上能够“大中至正”，不离大道。唯其如此，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够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更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 我们回到《孟子》本身。《孟子》的最后实际是对孟子王道理想点题了。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和《论语》的最后一章，都在讲追求上古时期的王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孔子认为“大道之行”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所以儒学“以先王之道濡其身”，先王之道就是他们提出的王道理想。 在我们中国上古典籍里，为什么像“天下”“万方”“四海”等言辞层出不穷？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能都思考人的问题，从人本身出发，但出发的起点虽然相似，而终点却未必相同。中国人思考的终点是人民的共同命运、协和万邦、天下大同。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孝悌，由此培养爱敬之心，实际上是对个人主义的超越。有一位世界宗教学者说，当人们深入关注的中心从个人转向家庭的时候，他便超越了自私自利的心理。这个文化不断内在超越，由家庭而关注社会，进而关注国家、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是由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性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当一个民族能够思考人类共同命运的时候，也就选择了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最佳路径。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当世界文明在一个平台上共同交流、一起思考的时候，要从哪种意义去思考中华文明？世界的文明多姿多彩，各个文明相互平等，每一个文明应该放下自己的傲慢与偏见，真诚学习其他文明，相互之间彼此包容，和而不同。 今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讲清楚”而“做扎实”，推进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自强，就要认清楚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我们如何理解王道理想？为什么孟子开篇就提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谈“仁政”、重“仁义”、讲“与民同乐”，这样的思想非常具体，它其实基于宏阔的思维，这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比如民本思想，天下由民组成，如果不与民同乐，不注重民生，不像孔子那样关注“养生送死之节”，那么，天下的安宁从何而来？根据《尚书》的记载，西周初年人们已经认识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形成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作为西周初年地位最为特殊、最为尊贵的人，他也是孔子最为崇敬的人，他就是一个敬德保民的典范。我们思考天人关系的时候，就要天人合一，就要认识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因此，“天之下”的人怎样相处，世界如何才能和谐稳定，如何让人民安居乐业？中国的王道思想就把人锚定在之间，最终着眼于广大民众。所以，孟子论述道“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孔子做“中都宰”的时候，为政一年，“四方皆则之”。他做了什么？实际上就是四个字：养生送死。孔子治理得很好，只用一年时间，就成为各地诸侯学习的样板，就建设成了一个“文化示范区”。既然“四方皆则之”，鲁国国君也希望推广他的经验做法。于是，鲁定公找到孔子，问：用你的这些办法治理整个鲁国可不可以？孔子自信地说：别说一个鲁国，就是治理整个天下都可以。孔子思考的不是一时一地，他是从根本上处理或者解决好“养生送死”的问题。我们仔细去研究一下孔子的那些做法，再思考孟子对于孔子的推崇，就能发现社会人心的治理之道。从深层意义上看，其实就是民本理念。 孟子的论述包含“制民之产”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等等。民为贵，在哪种意义上理解，怎样以民为贵？如何才能落实在现实的治国理政之中？比如，天下国家治理从哪里着手，《孟子》中有一个记述大家读后一定都记忆很深。一次，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人们思考问题难免功利，但如何达至效果，却是一个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什么是“定于一”？怎样才是“定于一”？谁能“定于一”？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所重视的、他所讲的不正是“王道”吗？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荀子也说“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与现在一些功利之思考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孔孟思想的高度所在！ 儒家为什么特别提到“民之父母”的概念？孟子所说天下“定于一”，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孔孟谈孝悌，不是为孝悌而孝悌，它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孝悌者为人之本”，“本”就是“根”。“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培养爱敬之心，从孝敬父母开始。人们有了爱与敬，把爱与敬的伦理推衍到社会伦理，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推衍到伦理，就是父母官。那么从哪种意义去理解“民之父母”“为民父母”的概念？ 为政者何以要比作“民之父母”，因为要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孟子特别关注怎样“为民父母”，即怎么样“然后可以为民父母”的问题，他是从家庭伦理出发的。因为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一定是我们的父母，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关心自己的臣民像父母关心子女一样，他一定是个好干部。“父母官”这个概念，就是从家庭伦理到伦理的推衍。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明君制民之产”“明君与民同乐”等。 孟子说为民父母不能杀人以政，这句话具有深层的价值意义。孔子当年“制为养生送死之节”，其实就是注重养生送死，也就是让世间的人们安居乐业，生活有基本保障；老人安享晚年，没有后顾之忧。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个“老者安之”很有现实意义。现在已经逐渐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养老问题备受关注。孟子所讲的“推恩以保四海”，实际上就是儒家的孝悌观念的意义，我们必须理解由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的关联。 孟子重视孝悌，这是人之为人的前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公共意识，就是公德意识。“为公”当然是我们修为自己的公德心。人都是自然的人，但同时是社会的人。人有公共意识和公德心，才具备了做“社会人”的最基本前提。当天下人都修为自己公德心，这是孔孟的王道理想。现实中人们的生活需要，人们关注上学、就医、住房问题，国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民本”，这就是“王道”。我们讲“富而后教”，“富”可以是一个前提，富和教也许更应该是并列的。一个伟大的国家当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未必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一定是人民生活比较从容、比较淡定，这是王道理想的一种状态。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已经打开了创新的空间，那么如何去发扬光大优良传统，如何去落地？我们要高高举起，也要踏实落地，弘扬传统文化不能大起小落。 三、人的类存在意识与社会性涵养 孟子注重“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这就是明确的人的类存在意识。荀子思考人是“群”的存在，他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与人组成社会，就需要考虑社会协作，人形成社会就有社会分工，因为分工而需要协作，因为协作而有无限的力量。孟子的思考更深一层、进一步，他在思考人类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必要性、可能性，所以他思考人性与人的价值。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孟子似乎在强调人性善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是不是的问题，更不如说他是一个好不好的问题。孟子创造了一个价值，即人性善是更有价值的问题。人要活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就应该唤醒善性、放大善性、扩充善性。 孟子思维的逻辑起点是人禽之辨。不难理解的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作为一个自然人，按照现在的法律概念，当然是一个“人”，但是按照“人之所以为人”的类存在标准，孟子认为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类存在的特性，这就是人所特有之性，即“人之性”。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有讨论，西方哲人有思考。例如黑格尔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黑格尔说人性善是一种“思想”，他好像是说人性善也好、人性恶也好，说的都不是事实，而是一种价值，因为人性善的话，可以进行道德建设；人性恶的话，需要进行制度建设，这是一个“建设”的重要基础问题。进行制度建设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再从中国历史的大势看，周公曾经制礼作乐，进行了制度建设，但是到了孔子时代却出现了礼坏乐崩。《商君书》有言“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显然我们不能制定一部法律让所有的法律都得到执行。正因如此，孔子才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唤醒善性最为根本。 孔子借鉴了周公的思想，他是“接着周公说”的，或者说，周公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孔子”加起来才是实际的孔子。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孟子抓住孔子思想精髓而“述仲尼之意”，特别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善性，认为只有人性善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这与孔子所说的“”意义一样。例如“子路问”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矣。” 颜回“之行”孔子说：“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若此可谓矣。既能，而又加之以仁义礼乐，之行也。若乃穷神知礼，德之盛也。”现在好多人说出的话，做出的事，实际上完全没有道德层面上“人”的特性或意义。 为什么早期儒家谈“”概念？“”，是指人的内涵之饱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己”就是修为自己的公德心，不是指人必须自私一点，不少人把“为”的意思理解错了。人只有修为自己，克己修身，世界才有希望，才能回答梁漱溟先生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之所以为人者”，谈的是“礼”的深层意义即“礼义”。儒学是“君子之教”，是“圣贤之学”，圣贤的理想实际上就是人格的饱满、人性的完美、人生价值的树立，就是希望社会走向至善。为什么有人信奉“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指的是只要有一种修为自己的坚定信念或意识，就可能会达到人生非常高的境界。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吗？ 人甘于沉沦，则与禽兽无异。人与禽兽有什么区别？例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戴上紧箍咒，就意味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就像人们心中要有礼义、遵礼法。孙悟空不戴紧箍咒，心中没有天条，就无法无天。人知礼义，遵循法度，就像戴上紧箍咒，都知道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心中有了规则，在自觉遵守礼义，才算一个具有了社会性的人。《论语》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又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人”之之前是“小人”或者不是人；“人”之以后，才能成为大人、君子、圣贤。 健康的人生首先要立志，有正确的理想目标，首先的就是“”。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议题叫“学以”。只有“”才可能成大人，进而成圣成贤。孟子谈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人之心安放在哪里？孔子说“里仁为美”，孟子说“人之安宅”，实质是一样的，实际皆是谈仁。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安顿好自己的人心，就会“仁宅”“礼门”“义路”，就能发善心、由大门、走正路。 儒家思想今天的意义，就是教我们明礼知耻，好恶有节，动遵礼法。“礼也者，理也”“理万物者也”。很多地方文庙里都有礼门、义路，其实就是因为孟子所说到的礼门义路。遵守礼义规则，才有可能向更高层次的人格跃升。 四、人道之极，莫过于爱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被视为至德要道，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孝经》之开宗明义，就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以孝悌培养爱敬，就是孔子所说的“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这也是传统文化具体落地的最佳举措，因为爱与敬是做人的最高也是最基本标准。古人云：“人道之极，莫过爱敬。”什么叫“人道之极”？人道或人伦的最高标准。人生最不可缺的，一个是爱，一个是敬。 义和利不就是人心和道心吗？人心和道心处理好了，才能“允执厥中”。人情和人义、天理和人欲，都是几千年来我们谈论的一个核心议题，说到底就是义和利。《孟子》开篇就亮出了千古一问：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现在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实质上大都可以归结为义利关系。我们的考核指标、利润目标，人与人之间裁定的标准，往往如此。如果不站在科技之上思考科技伦理，如果不立足于财富之上思考财富之道，可能就背离了孟子的启迪。 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内心深处生发爱敬，因为这是做人的根本。人而不仁，就不会自觉遵守礼法制度，就会无视法度。《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说：“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是以上有制度，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而无陷刑之民。”民知所止，止于至善，这就需要明其明德、致其良知、唤醒善性。为什么有人胡作非为，为什么有人作奸犯科？是因为在利益追求中缺乏法度。心中有了制度，才能动遵礼法。知其所止，就有了人生努力的方向，人们都追求这样的方向，社会才有可能走向至善。 孟子为什么要谈到人的“四心”“四端”？他是用善的眼光观察世界，放大善性，以明德来引领社会、引领风尚。孔子希望人们“有耻且格”，就是生发心中的是非感。孟子为什么谈“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矣”？一个人心中有了是非感，就不会胡作非为。这就是孟子论耻的意义。 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学习，自觉修为。《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怎么“率”？有人说“率”就是“循”。那么，到底是被动遵循，还是主动率领？大约应该是循性而率，就是在知与循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的说法，其实就是实现“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的转变过程。孟子特别强调后天的努力，对于一个人来说，后天要努力，要“自知”“自胜”；对于年轻人，要“率”，就像孟母在“三迁”教子中发挥的作用。孟母三迁仿佛今天寻找学区房，孔子母亲当年携子从尼山迁到阙里，情况极为类似。孟子在那种主观追求的有利环境中成长，孔子也是如此，这都得益于“率”的作用。 孟子特别重视人的积极修为。他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我们在追求利益的路上跑得太快，灵魂跟不上，就会变得不纯粹。我们能不能等一等自己丢失的心灵，唤醒善性？明其明德，致其良知。人假如没有做人、做大人、做圣贤的自觉追求，而甘于沉沦，自暴自弃，则与禽兽无异了。因此在这一章中，“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就十分重要了。故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关键是“我欲”，我没有自觉的觉知、觉醒，没有主观上的行动，也就“失”了。也就迷失了自我，善就被遮蔽了。有人为善，是发现并唤醒；否则，就沉沦下去了。人之为人，就必须求而不舍。 孟子还谈到过一种情况，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丰收之年，年轻人容易懒惰，灾荒之年，年轻人容易暴躁。这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而是环境压力使然，让他们的内心受到影响。年轻人思想出了问题，多懒、多暴，不是孩子本身天生有问题，不是“天之降才尔殊”，而是教育出了问题，这也就是“陷溺其心”了。就像大家都种粮食却收成不一样，乃是由于“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的缘故。家庭、学校教育不及时、不得力、不到位，孩子往往会多懒、多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所以，就要以先王之道濡其身、润其心。 孔孟都重视孝悌之道。《孔子家语》谈到“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导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孔子的教育就是立德树人，成之以文德。其中一个叫“导之以孝悌”，其实就是用爱与敬培养和引领，“学以”的意义也就来了。与孔子一样，孟子特别重视孝悌，看重爱与敬的培养。现在我们学校的教育，要进行的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立德树人等任务，如果背离了爱与敬，一定完不成。现在有的学校在励志教育时爱敬教育注意不够，容易扭曲孩子们的心灵，背离素质教育方向。 五、以明德引领社会风尚 与孔子和《论语》作为“君子之道”相一致，孟子思想也围绕王道、仁政而展开。以明德引领社会风尚，需要“明明德”，需要能“明明德”之人。在早期儒家的语境中，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长幼皆是如此，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恭弟悌、长惠幼顺，所有的人在人格意义上都是平等的，但是这不是说责任的平等，在人伦之中，君臣关系，君要担当；父子关系，父要引领。“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养不教，父之过”，实际上强调的是担当和引领。所以，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长幼各自的关系之中，一般情况下，君、父、夫、兄、长首先要做好、要引领；臣、子、妻、弟、幼谦卑学习，做得更好。这便是“顺”而不“逆”。 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对此，孟子阐发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社会的引领者都是自我约束、善于自省的人，他们不断超越自我，一直走在最前面。中国科举时代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由此维持了中国社会的和睦与和谐。《论语》是君子之教，培养优秀的君子；《大学》谈的是“大人之学”，培养有格局的大人。孟子说得好，“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培养一批优秀的人，他们又影响另外一些人成为优秀的人，社会由此得以形成尊道德、崇道德、守道德的风尚。 内心柔软才能温暖世界。人能感知爱和敬，才能传递爱和敬；能够感知和传递温暖，才能温暖世界。有人感觉世界冰冷，其实是内心冰冷。如何才能温暖起来？用明德引领风尚，引领社会走向至善。包括《孟子》在内，中国早期经典的精髓无非就是要培养优秀的人。当年，辜鸿铭翻译《春秋》，将其中的“名分大义”翻译成“荣誉与责任的重要原则”，这一点非常重要。包括《春秋》等在内的“四书”“五经”等中华经典，“大义”就是如此。 大人之为大人，是因为他们能“识其大”“先立乎其大”；君子之所以被称为君子，原因何在？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应该是高尚的人。在其位引领社会，有其德而德性昭彰，这个世界就会更好。孟子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树立了王道的标准或旗帜。这种王道标准乃是从民生出发，以民为本以培养爱敬；而培养爱敬，就是要从孝悌出发。决不能轻视爱与敬的培养，只有具有这样格局的人才能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作者简介：杨朝明，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儒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全国代表，《走进孔子（中英文）》主编。先后曾担任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孔子文化学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孔子研究院院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专注于孔子、儒学的研究工作，在儒家文献与中国早期文明、儒家学术史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出版有《周公事迹研究》《鲁国历史与文化》《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孔子家语>综合研究》《儒学精神与中国梦》《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著作。
